原文题目十年的周旋,作者汪文风,二外原中文系教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十年的周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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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 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汤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全是大肥肉)了。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可是在公布打倒刘少奇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刘少奇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

　　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江青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的。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江青集团的又一个恶行。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其中一个在对学院问题的一些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

　　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可她偏偏哭泣着说：“是我用钱买的。”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可她偏偏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企图要她说出的语意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

十年的周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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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江青等人的恶行影响所及，闹出许多笑话。我们学院有个总务处长，过去在部队时，为林彪站岗放哨。一天，他与一些同志读报纸，看见上面宣传说，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意之间冒了几句：“林彪哪里健康呀，他是见不得太阳的，汽车都要开进屋子里才出来，又怕阳光又怕风。”这个同志说这些话，顶多是有点逞强好胜，摆摆自己有点亲身的经历罢了。可有人把他这些话向上级作了反映，十年的周旋他又跟院革委会另一位常委不和， 立即被专案组立了专案，打成恶毒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九·一三”以后，传达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情，按说，这位原来的总务处长，该解放出来了吧！不然，专案组又揪住人家，强令这个林彪的老警卫员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搞阴谋的。说这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大事，不交代不行。这位同志十分委屈地说：“我为林彪站岗那段，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和副主席呢！我在外面站岗，哪知道谁来了，谈了些什么呀？”“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交代他们的阴谋活动啊！”这位总务处长，最后终于被逼成半身不遂，瘫痪了。

　　还有一次，康生在接见几个造反派头子时，号召他们抓特务。他说：“主要是从一些通外语的人当中去抓。他们里通外国，说的话别人又不懂，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搞些什么呀！”在康生的煽动下，当晚，外事口各单位，就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事情，打死了好几个无辜的同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罪恶事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虽然大家闷在心中，敢怒而不敢言，但群众心中蕴藏的愤怒，犹如一堆干柴，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引发熊熊烈火。

　　1976年，已经完全不同于1966年了。十年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了。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昼夜操劳，忍辱负重，为平毒焰，积劳成疾，仍辛勤工作，竟与世长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得见，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阴一句、阳一句批判的所谓“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用生产压革命”，实际就是在为人民谋取利益。

　　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在个人的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范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和景仰，因此，人民群众是热爱周总理的。但江青等人却处心积虑要整周总理。1967年，“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那伙人暗指周总理也提出和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4年以后，又诬陷周总理搞“复旧”、“复辟”，“继绝世、举逸民”，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用心一次比一次歹毒。他们先是以“5·16兵团”的名义公开炮打，后是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手段影射攻击。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热爱。江青反革命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江青等人整周总理，反而使群众觉悟了。不管在群众运动中对反周总理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抑或是曾经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

　　周总理逝世，亿万人民痛哭失声。悲痛不已的群众，纷纷要求扩大瞻仰周总理遗容的范围，加强全国哀悼的气氛。盘踞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却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他们一方面咒骂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丧妇”，是搞“四旧”，是“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们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不能够再骗人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于是，他们就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

　　江青迫不得已走到周总理的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故意在鞠躬时不摘掉帽子。她玩的这个卑劣的小动作，当即就被广大群众识破了，在许多人集体观看电视的场合，人们当即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江青等人不许群众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企图把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民群众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当时全国城乡白花点点，全国各地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同悼伟人。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这些生者之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立即又参加进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悼念活动中。在周恩来总理灵柩移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当天，人们早在凌晨一两点钟，就扶老携幼，自发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来为总理送行。

十年的周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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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组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

　　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

　　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十年的周旋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向他们交代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甚至我提出介绍可以，不要说我“吹嘘自己”，即使以后也不能用我“吹嘘自己”来讽刺挖苦我的意见，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允许我尽情地说。这种调查本来应该是特殊保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回来，有的对我竖大拇指，有的对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真棒”，“调查你的情况我们好像看了一部惊险小说”。

　　这样，凡是加给我的帽子，经过调查研究，不得不一顶一顶地给我摘掉了。军宣队还在内部专门召开过一个比较大型的介绍我的案情的会议，承认我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是与狗争食的。自幼跟随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也不能放过我，说我解放后是“变了”、“修了”，其根据是我家被子堆了一大叠(我有五个孩子)，星期天节假日总要炒个回锅肉，喝二两二锅头。这样宣布了对我的第二次“解放”，还发给我“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经过如此梳过来篦过去，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我倒成了第二外语学院这块小天地里的一个“名人”了。在反对我的人们当中，我在啧啧议论中成了“名人”。

　　在同情我的人们当中，我在点头微笑首肯中成了“名人”。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

　　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

　　1976年3月份，我们在学院内部以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贴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悼念陈毅元帅的两个白色大专栏，引起了全院的瞩目。4月5日，北京天安门运动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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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周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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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 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

　　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

　　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

　　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

　　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

　　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

　　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

　　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

　　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

　　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

　　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

　　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

　　“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

十年的周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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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１９７６年，清明，在天安门广场张贴的声讨“四人帮”的诗词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

　　“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

　　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十年的周旋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被“四人帮”追查的一首诗的原迹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

　　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

　　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

　　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

　　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

十年的周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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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 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

　　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

　　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

　　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

　　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

十年的周旋(7)

-------------------------------------------------------------------------------- 汪文风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 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

　　我们的书，都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税务机关曾向我们提过收税的问题。当我们把情况如实报告以后，他们也表示可以不收我们的税了。余下的二、三万元钱，全部交给了第二外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童怀周”小组的每个同志，赠送《辞海》一部，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有一次看凤凰台，发现正被采访的汪老前辈竟是二外的，我心中那个高兴啊

是啊~
感觉很自豪~

看完了，又去问了妈妈关于文革的事，妈说那时还小，还不懂什么。

怕只怕，才过去二十几年的事，就要被历史淹没了真相。

今日老前辈回访学校，对学校的巨变表示欣慰，并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