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有约：疾恶如仇汪文风
2004年06月28日 12:41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许多从１９７６年走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那一年清明时节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这些诗篇。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些诗篇的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人们只记住了一个勇敢者的名字：编者——童怀周。一年以后，人们才知道那个敢于把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诗汇编成册，使之广为流传的童怀周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教师群体，他们当中的领军人物正是汪文风。
记者：听说要采访童怀周的成员汪文风，我就想他应该是个正值壮年的人。因为我总觉得当年和天安门诗抄联在一起的肯定是一些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是没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汪文风看起来是一个白发苍苍、有些羸弱的老人，毕竟他今年已经75岁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前，他刚刚接受过一次手术，觉得恢复得不错，就向医生请了半天假，他是从医院直接赶到现场，而且是由老伴儿陪着。我呢很担心他的身体，不过他自己却说，没事儿，就当是再上一次战场吧。
记者：您好，汪老。
汪文风：你好。
记者：您好。
汪文风：哎哟，好像见了。
记者：哪里，您坐这儿。
汪文风：在电视上见面的。
记者：您身体还行吗，我知道刚刚做完手术？
汪文风：可以。
记者：还可以。
汪文风：可以。
疾恶如仇汪文风（二）：特殊的奖励－－成为中纪委委员
2004年06月28日 11:23
当时的汪文风并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更没有想到童怀周会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1978年12月25日，汪文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公布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
记者：当时您也已经看到这个报纸了吧？
汪文风：看到这报纸了。
记者：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有可能是我吗？
汪文风：当然想到有可能是我，但是绝对没想到就是我，因为那个不得了的呀，那个你要是冒充了，那不光是闹天下的笑话呀，那甚至，甚至于可能在当时那种气氛底下，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什么都可以给你栽赃的呀，连我们那个新调的二外院那个党委书记孙萍都不知道，孙萍打电话叫我说，文风你到我这来呀，我来呀，孙萍都是一贯支持我的那些看法的，什么你，这个报纸上的汪文风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谁。后来孙萍当时才拨电话，拨了北京市委，人家北京市委告诉他，说这个报纸上登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就这样我们也不敢认帐啊，因为电话里头啊无凭啊。
1978年年底，年近50岁的汪文风成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后来他才得知这一决定是根据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提议作出的。
当时，陈云提出，应该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来工作。
记者：第一次去中纪委开会，会挺紧张的吧？
汪文风：第一次去中纪委开会，她，她送我，她跟我孩子们送我到车站，我就去了。去了到军事博物馆一下车，下车找去了，找去那时候还畏畏缩缩的，那时候。
记者：当老百姓当惯了，一下去开这么重要的会不习惯。
汪文风：哎，那怕兵啊，因为我已经好几十年没穿军服了，干什么的，开会，我才畏畏缩缩地把那个通知给他看，通知一给他看，他一看通知，啪，就给我一个敬礼，吓了我一大跳。
记者：第一次开会我知道是胡耀邦在念你的名字时候还念错了。
汪文风：胡耀邦念错了，他念成江文风，他念江文风，邓大姐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还说，是江文风，他两个还争论，后来邓大姐说，我看清楚了，是汪文风，后来胡耀邦才仔细看，哦，对对对，是汪文风，是汪文风，但是他仅仅是名字念错了，他对我的事迹呀，他是很清楚的，汪文风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主任，就是童怀周所在的那个汉语教研室的主任，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那个其他委员他们都站起来，（他们就）鼓两下，鼓鼓掌啊，表示欢迎啊，我起来的时候，鼓掌鼓了好长时间呐。
记者：多感人呐。
汪文风：因为大家都觉得，觉得这个人，这么个青年，敢那么干呐。
疾恶如仇汪文风（三）：审讯“四人帮”
2004年06月28日 11:28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头号任务就是要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为此，中纪委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汪文风被委派到这个办公室任副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了审理“四人帮”案件的审讯组组长。
“他是邓小平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记者：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先要跟他们有一些接触，跟江青啊，他们？
汪文风：那就接触多了，那我住在秦城，成天就跟他们谈话了。
记者：他们几个人都不太一样吧？
汪文风：不一样。那个江青那就，反正江青那个人就瞎闹，所以我自己在谈，就是江青这个人呐，就像那个大杂院儿那么个破女人那样，没事儿就乱吵，乱闹，又不讲理，又胡搅蛮缠，那么个人，她如果不在那么个地位上，只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上，顶多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也不至于当那么大的反革命，可惜就是她地位害了她。
记者：她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也很嚣张的吗，态度？
汪文风：有时候嚣张，有时候她也求饶，江青就是，她夫人呐，她老端着夫人的架子吵，但吵，她有时候硬不过我们，有时候她也告饶，你们打狗啊，也得看看主人呐，你们不要打得太厉害了。
记者：会哭吗，当着你们的面？
汪文风：流泪是流泪，但是那个是，怎么说，愤怒地流泪，对我们有愤怒，因为我们有的事情不同意她呀，你比方她提出来，她说，这个什么，学生以学为主，学校以学生为主，工厂以工人为主，那在这个地方就要以我为主，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说这是管理机关，可不能够听你的。两件事情，我顶了她。一个是开始上来的时候，很嚣张啊，我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重大的决策，我所知道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严重的问题，你们要听，你们要我说，你们敢听吗，你们敢问吗，你们敢知道吗？就那么厉害呀，后来我想不制服她不行啊，后来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判你，审查你的问题的，你所参与的阴谋我们都要听，你所参与的事情，你都有责任向我们彻底坦白交代，你的一切，你只有坦白从宽，你不交代，别人交代，就不算你的了，这算第一个回合吧，把她打垮了。还有一次，她跟我说什么，她说你们开口闭口你们是最爱毛主席，最崇敬毛主席的，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跟毛主席谈过几次话，你们熟悉毛主席吗，了解毛主席吗？我，再不才，也跟毛主席生活了38年，是38年呐。她来了这个样子，那我得回击她呀，不回击她不行啊。我说过去跟了马克思，跟恩格斯一起战斗过的人，有成十上百，我说后来呀，恰恰是这些人当中有一批人叛变了马克思，叛变了恩格斯，我说相反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忠实于他的事业，他也许一辈子没见过马克思，但是他忠实于他的事业，我说对这一点你有什么说法呀？后来她又给我加了一个帽子，我一不在，哎，你们那位理论家呀，理论家到哪去了？江青对我有个评价，你别看他笑，别看他和颜悦色，她说他是笑面虎，她说他是邓小平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张春桥是最难对付的人
在汪文风的印象中，“四人帮”排号第二的张春桥是四人之中最难对付的人。这个在“四人帮”中大多以“智囊”和“军师”面目出现的人物，在被审讯时更多的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
汪文风：张春桥是老谋深算的，老谋深算，但是也有失误。我们说你们这次把周恩来扳倒了，把邓小平扳倒了，那总理，谁来当总理啊？张春桥说过，他们几个的意思是要我，这话他说过，但自从说了这话以后，他就不说话了，因为这个话份量重，比他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份量要重，那要涉及到他本人的安排了，因为毛主席只说过对任何人的错误都可以揭发，都可以批判，毛主席没有说过要让谁来代替谁，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口齿清晰姚文元
“四人帮”中的姚文元平时有些口吃不能畅言，但是在被审讯时，面对问题他却不仅是字斟句酌地回答，而且还异常地吐字清晰。
汪文风：那个姚文元呢，是把什么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他写的文章是毛主席大段大段改的，他写的什么，这当然也有些事是事实，我们不能说都不是事实，咱们对事儿就是实事求是嘛，但是呀，他要把什么都栽到毛主席身上啊，可是没有道理。
记者：比如说有一些特别过火的，他把事情推到毛泽东身上。
汪文风：对呀，你比方说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前呐，在南京发生过一个反对《文汇报》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的事件，就是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要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你们大概还记得这个事情。南京的学生就起来抗议呀，说这是对总理的，对周恩来呀，姚文元就在他的日记上写了，这些抗议的学生呐，这是反革命，要镇压，要狠狠地镇压，他就写了。后来他说，天安门事件那都是毛主席定的，我们说，那这在天安门事件前好几天，你就说要镇压，这是不是你写的？好，姚文元承认，他说罪大恶极，罪大恶极，姚文元从来没有说过罪大恶极，这次他承认罪大恶极。
王洪文是在上海当造反司令起家的，他的职务虽然在“四人帮”中排在第一位，但实际上是四人帮中的小老弟。
对于审讯王洪文的记忆，汪文风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有关所谓“伍豪事件”的一次谈话。
伍豪曾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下，《申报》曾连续刊登了伍豪等二百多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而那时周恩来实际上已经到了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这件事后来已被证实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诬陷周恩来的谣言，但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如获至宝地重新提起，准备作为打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装老实的王洪文
汪文风：王洪文就装得老实，特老实的样子，在大问题上不（讲），大问题上他赖，你比方说他那个，你比方说王洪文他那个，总理有个事情，就是1932年、1933年的时候。
记者：伍豪事件是吧？
汪文风：伍豪事件，就说周恩来叛变呐，要打周恩来是叛徒啊。打周恩来叛徒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就质问周恩来呀，怎么回事儿呀？后来恩来同志说了，说了以后后来，张平化站起来了，康生打瞌睡，装作打瞌睡，张平化起来说，指着康生，康生，你是知道的，那个事情，那个前后怎么应付国民党，怎么对付国民党，你都清楚，你得说话。在这种情况底下，康生才点头，啊，是，是那么回事儿。（毛）主席就做结论了，主席说，那这个事情说明是国民党的诬蔑，是吧，造谣言，到此为止，就到这个地方为止了，以后不准说了。可是到这个事情以后啊，王洪文还写了一个条子给他的上海的小兄弟，上海图书馆的吧，小兄弟，说要继续追查伍豪事件。可这个条子我们拿到了。后来我们问他，我们说你为什么在毛主席说到此为止，不准说了，已经弄清楚了，你还要查？哦，是吗，我不会呀，我怎么也不会对总理那样啊，我能够对总理那样吗？后来把条子给他看，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一看，这个字儿倒是我写的。就那样耍赖皮，不要脸，我们说那怎么样，哎，我怎么还会写那种字儿呢，你看。他就那样儿。
记者：你还记得对这四个人，你的建议是什么，比如说对江青怎么处理，张春桥如何处理，主要的建议你还记得吗？
汪文风：记不得，记不得，但是我最后我也没有建议一个人要马上杀掉，因为后来经过了老一辈的那些革命家的教育啊，我也不主张都死，不主张杀，杀人杀多了不好啊，尽量不要杀人好啊，所以我觉得审讯“四人帮”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没有杀人，我们刀不血刃呐。
记者：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工作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汪文风：最大难度啊，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打的多，打的厉害。
记者：要打他们的多？
汪文风：哎，要求什么杀的多，打的多，打的面要宽，群众要求是这个，干部更是要求这个，说“四人帮”罪大恶极。文化大革命光是文攻武卫就（死）四五十万呐，但是我们的任务不能打那么多，我们要是惩办“四人帮”，我们再杀个几十万人，关几十万人，你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形势会是个什么形势？
记者：汪文风出过一本书，叫《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书名概括了他这一生参与过的两次历史事件。这件事儿也许以后会载入史册，可是汪文风谈到往事的时候，他的语气和表情一直是淡淡的，这更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记者：您应该很有成就感。
汪文风：没有，我没有。
记者：用这个角度去想，今天生活能够比较平静，大家能够安安静静地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是尽了一份力的，在关键时刻你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点。
汪文风：千千万万的人在做工作，千千万万的人。
在2004年的今天，曾经的特殊经历已经距离汪文风有20多年的光景了。但他依旧记忆清晰深刻。人生之中的一段偶然却演绎出共和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能不说是命运造化。
如今，已经75岁的汪文风闲居家中，像每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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